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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晋祠中的侍女彩塑。

 四川大足石刻中的一尊石刻

繁塔外墙的佛像砖雕

     华夏文明，造极于宋，然而宋代雕塑却是例外。与宋代的书法、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较低，这与统治者的好恶及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出的宫廷画家有较高的地位，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备受艺术界关注的秦砖汉瓦艺术，发展到北宋时期已不如唐代之春潮澎湃。

宋代雕塑在样式、手法上虽然有新的发展、创造，但失去了前朝同类作品雄健伟岸的气概。另外，以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要特征的俑，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在同时期整个雕塑艺术中所占的地位，都远不及前朝那样重要。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低下，此类造型艺术不断走向衰退。值得庆幸的是，各种供人赏玩的小型雕塑作品越来越多，成为宋代雕塑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现代的彩塑，包括无锡泥人在内的小型泥塑和石、牙等近于工艺性的雕刻，溯其本源，多是自城市手工艺快速发展的宋代肇始的。宋代在陵墓石雕、砖雕和佛教石窟雕像方面，都真实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特征和艺术水平。

中国传统社会一切艺术的发展，都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和统治的需要。赵匡胤在宋代开国之初，便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力发展城市商业、手工业等。由于城市商业的繁荣，促使社会意识更倾向于现实化，此时雕塑艺术的功用变得更加宽泛和世俗，不仅用于宗教、陵墓、冥器，还广泛应用到百姓的日常家居、生活中，比如以浮雕山水来替代壁画风景，一时间颇为盛行。

“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的形式，几乎完全仿照唐代乾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仝相卿说，“不过其尺度和规模不及前朝，并且风格也开始有所变化。”在巩义的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太祖永昌陵，其雕像群中的大象是前朝所没有的；北宋中期宋仁宗永昭陵中的人物则雕刻得比较修长，文臣武将比较纤弱。这些陵墓雕塑，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朝，有明显的写实风格，比较注重局部、细节的刻画。

“永裕陵的狮子、永泰陵的象、永熙陵的好石羊”，巩义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宋陵雕塑的特征，同时也表明了雕塑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宋代国力和工匠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艺术创作，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作时间紧迫。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雕刻者要在半年内完成所有的工作，且技艺和审美标准不尽相同，所以北宋时期的“七帝八陵”雕塑艺术相差较大，导致了宋陵的雕塑作品优劣不一。

仝相卿介绍说，由于宋代的墓葬雕塑受薄葬风俗的影响，在制作上处于低潮。“除了极少数特例外，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焚毁。”仝相卿说，“因此，尽管近些年也出土了一些宋代冥器，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这也是考古界普遍认可‘宋代无俑’说法的一个原因。”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宋代的墓俑虽少，但作为墓室装饰的砖雕艺术却有突出成就。最值得称道的是半立体半平面（半雕半画相配合）作品。出土的文物中，墓中砖雕大多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河南巩义出土的砖雕上雕刻着正在做饭的人物。至于墓室中的装饰以及格扇、棂花，类似于明、清两代的细木雕工，这与宋代手工技艺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宋代雕工的巧智。

除了陵墓雕塑，宗教雕塑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由于佛教信仰到宋代已进入衰退期，因此在已往的认识中，宋代的佛教石窟被认为是极少的。然而，近年在陕北却发现了众多北宋石窟群，尤其是大量出现的罗汉像，给宋代佛教雕塑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宋代的罗汉像多以十六尊、十八尊以至五百尊为组群，其中不仅长幼有别，人物面貌、性格不同，而且姿态、形神也迥然各异，出色地体现了宋代艺术世俗化、人性化的特点。如陕西石佛寺虽仅有一处主要窟室，但内容却极其丰富。这些极富现实意义、令人感到亲切的罗汉雕像，显示出宋代雕塑艺术有着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使宋代佛教雕塑在继北朝、隋唐以后又一次闪耀光彩。

“从总体上看，北宋初期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活动相对沉寂，而在南方的江苏、四川等地比较活跃，这与五代十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仝相卿说。另外，北宋时期不断受到外族侵扰，官员、百姓得不到片刻安宁，所以没有心思进行像唐代那样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宋代雕塑在西北方的敦煌、龙门等石窟中很少见，但在四川大足石刻中十分常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仝相卿说。

四川大足石刻是雕工利用自然山体顺着崖壁雕凿而成的，工程浩大，内容复杂。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刻画细致。与之相邻的《地狱变相》逼真地表现出受刑者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场景。这些雕塑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几十年，布局完整，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

受艺术创作背景的影响，宗教雕塑于宋代走向世俗化，罗汉像就是佛教造像走向世俗化的典型形式。其在唐代只是以群雕中的陪衬形象出现，到了宋代，大量塑造罗汉像的寺庙已遍布全国。如浙江杭州的飞来峰就有比较集中的宋代佛教造像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很高。“寺庙、祠堂的建筑材料以木构框架为主，设置的雕像也以木雕、泥塑为多，这些材料的耐久性较差，所以保存至今的极少。”仝相卿总结说。

在建筑装饰中，属于雕刻艺术范围的，仅有殿堂顶上的脊兽、地面上的柱础石以及守门狮子等为数不多的雕刻物。而以砖瓦为主的佛塔，则完整地保留了其上的雕刻艺术，如开封的铁塔、繁塔以及兴国寺塔等。

祠堂性质的雕塑以太原晋祠彩塑最为出色，是为纪念叔虞之母邑姜而修建的。晋祠中的塑像全是中、青年女性，她们的年龄、职务、性格各不相同，胖瘦、高矮相异，是当时妇女形象的集中再现。

据仝相卿介绍，雕塑工艺在北宋得以发展，可能与当时发达的雕版印刷工艺有很大关系。由于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和参与，宋代的手工艺得以巨大发展，在陶瓷、木雕、竹刻以及金属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在陶瓷艺术方面，宋人不仅发现了许多新型釉料，在造型上也愈加丰富，如磁州窑的孩儿枕、景德镇的手捏塑、潮州窑的佛像等，都是优秀的观赏性雕塑艺术品。

宋时，雕塑艺人盛行捏制泥孩，当时还出现了以此为营生的行业，杭州的孩儿巷就以此得名。宋代的小品雕刻也十分发达，著名雕刻家王六九曾被史料记载，其石雕、木雕无所不能，元人陶宗仪称之为“鬼斧神工”，这种手工艺至今还在江南流传。

北宋时期的郭熙是众所周知的著名山水画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雕塑艺术家。他的艺术成就在于把浮雕艺术与山水画很好地融合到一起，也就是以浮雕的形式表现山水，后世从者甚众。

宋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统治者的整体文化水平很高，普遍热爱艺术，皇帝也直接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宋代在艺术美学上倾向于舒缓、柔情、细腻、收敛、雅致的表现方式，在雕塑方面却有明显的退化迹象，与其他艺术形式形成了对比。宋代雕塑的致命弱点（或可称特点）就是过分世俗化，严重地削弱了雕塑艺术应有的纪念性、恒久性，更谈不上在空间上、体量上的追求。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雕塑艺术众多分支的一种，民间工艺雕塑艺术由于世俗化而得以大力弘扬，像现代的泥、面、糖等彩塑，石、玉、牙、骨、竹等雕刻以及金工、漆雕等技艺，大多可以把它们的肇始年代定为宋代。